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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裔美国社会学家利桑德罗·佩雷斯（Lisandro Pérez）在他的家族回忆录《G街的房子：一个古巴家庭的传奇》（The House on G Street: A Cuban Family Saga）中，通过微观史学的笔法，为这一代人立了一座文字的纪念碑。书中那栋位于哈瓦那维达多区（Vedado）的豪宅，不仅是砖石的堆砌，也是古巴共和国时期那个脆弱而繁华的布尔乔亚世界的缩影。在佩雷斯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深受美国文化影响，同时也保留着西班牙传统的精英阶层。他们拥有烟草种植园、糖厂和律师事务所，在这个热带岛屿上通过与美国的贸易编织着精致的生活方式。然而，1959年的革命不仅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更摧毁了他们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

　　这种“世界的崩塌”在卡洛斯·埃里克（Carlos Eire）的《在迈阿密学着死去》（Learning to Die in Miami）中得到了更为凄厉的表达。埃里克作为“彼得潘行动”（美国中情局在1960年代初针对古巴发动的心理战，通过反古媒体散布“革命政府将剥夺父母监护权、把儿童送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洗脑”等谣言，制造恐慌，致使不少古巴家庭设法将孩子送往美国）中被父母独自送往美国的一万四千名儿童之一，用“死亡”来隐喻流亡的体验：为了在美国生存，那个生活在哈瓦那豪宅里的旧自我必须“死去”，才能在异国他乡重生为一个名为“查尔斯”的美国自我。这种重生的过程伴随着剧烈的幻肢痛——那个被留下的岛屿，在记忆中被无限美化为“失去的天堂”，而那个夺走天堂的政权，则成为了绝对的“恶”。这种二元对立的道德观，构成了古巴裔社区政治心理的坚硬内核。

　　这波移民的到来，极大地填充并扩展了第一代人建立的“飞地经济”。他们在迈阿密不仅是劳动力，也是消费者和创业者。正是这批人的勤奋和对恢复社会地位的渴望，将迈阿密从一个慵懒的度假地转变为充满了小工厂、修车行、餐馆和进出口公司的繁忙都市。在政治上，他们迅速被第一波“黄金流亡者”所吸纳，接受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美国不仅仅是避难所，更是对抗的道德堡垒。1966年通过的《古巴调整法案》给予了他们极其特殊的优待——抵美一年后即可获得绿卡，这在法律上确立了古巴裔作为“冷战难民”而非“经济移民”的例外地位，这种夹杂着特权快感的“道德优越感”深深植入了古巴社区的基因中。

　　与前两波移民不同，“马列尔人”（Marielitos）展现了革命二十年后古巴社会的真实切面。他们在种族上更加多元，包含了大量的黑人和穆拉托混血儿（Mulatto，具有非洲黑人血统和欧洲白人血统的混血）；在阶级上更偏向工人和底层贫民。更致命的是，卡斯特罗政权采取了一种极具其个人风格的策略，在允许意见相左者离境的同时，打开了监狱和精神病院的大门，将数千名罪犯和精神病患者混入难民潮中，并将整个人群贴上了“渣滓”（Escoria）的标签。

　　对于“马列尔人”来说，他们的创伤是双重的：在国内，他们经历了残酷的“批斗大会”（Actos deRepudio），邻居、同事甚至亲人组织起来辱骂他们；在国外，他们又遭遇了同胞的歧视和美国社会的冷眼（阿尔·帕西诺主演的好莱坞电影《疤面煞星》更是加剧了这种污名化）。这种被两边抛弃的孤独感，使得这一代移民在政治上更加敏感和激进。他们对故土的仇恨带有一种切肤之痛的羞辱感，这种情绪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逐渐转化为一种比老一代更为粗粝、更具平民色彩的反对立场。

　　这一波移民主要由在该国被称为“特殊时期”的极度匮乏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组成。他们对过去的繁荣没有任何记忆，全部经验就是配给制、停电和说教。与早期的流亡者不同，许多“筏民”是因为温饱压力与现实困境而离开。他们的到来迫使克林顿政府终结了长达三十年的开放政策，转而实施“湿脚/干脚”（Wet Foot/ Dry Foot）政策，即只接收踏上美国陆地的古巴人，而在海上被截获的则被遣返。这批人见证了乌托邦神话在物质层面的破产，抵达迈阿密后，虽然在经济上起步艰难，但在政治上却表现出一种务实的坚韧。

　　正是第五波新移民的涌入，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那便是“Choteo”。早在二十世纪初，古巴思想家乔治·马纳克在《Choteo探源》（Indagación del Choteo）一书中就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国民性”。所谓的“Choteo”，是一种对权威、庄严和神圣事物进行系统性嘲弄、解构和矮化的精神。它是一种拒绝严肃的无政府主义幽默，一种通过笑声来消解等级制度的防御机制。在革命前的古巴，它是民众应对腐败政客和殖民遗毒的消极抵抗；而在流亡的迈阿密，它发生了一场奇异的突变。

　　这种文化使得政治参与不再是理性的公民责任，而是一种狂欢式的集体宣泄。在2020年和2024年的大选中，迈阿密街头那绵延数公里的“特朗普车队”，与其说是政治集会，不如说是一场带有鲜明加勒比色彩的街头嘉年华。震耳欲聋的萨尔萨音乐、挥舞的旗帜、刺耳的喇叭声，以及对拜登和人极尽嘲讽的标语，都是“Choteo”精神在政治领域的投射。在这种语境下，特朗普不再仅仅是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他被重塑为一个能够用粗鲁和力量去羞辱对方的“反英雄”，完美契合了这种反建制的嘲讽美学。而特朗普仿佛也天然拥有“Choteo”的基因，当他在数日前玩味着转发一张网民贴文，公开支持鲁比奥成为下一任古巴领导人，并戏谑地评论道“听起来不错”时，他已经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这种古巴式的、带有粗鲁力量和羞辱色彩的“Choteo”美学之中。这种“转发政治”，不仅是特朗普对鲁比奥个人权力的终极背书，更是对迈阿密流亡者社区最深层欲望的一次“Choteo式”回应——他用一种近乎玩笑的方式，将严肃的地缘战略转化为一场席卷全社区的狂欢，完美契合了新一代流亡者的心态。

　　奥巴马时期的美古关系正常化，在华盛顿的决策圈看来是理性的外交遗产，但在迈阿密的许多古巴裔（特别是经历过马列尔和筏民危机的一代）眼中，这却是一次“无偿的投降”。他们看到的是，美国单方面放松了制裁，但这并没有换来岛上生活的任何实质性改善，反而让当局获得了回旋空间，让军方控制的企业赚取了更多美元。这种“绥靖”的印象，像毒药一样长期侵蚀着的品牌形象，使得“=社会主义”的荒谬等式在社区中具有了惊人的说服力。

　　然而，2025年1月，当梅嫩德斯因涉及收受金条、现金并充当埃及政府外国代理人被判处十一年监禁时，这不仅仅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终结，更是古巴裔战略的。梅嫩德斯的倒台不仅证实了奥陶拉等人对“华盛顿沼泽”的嘲讽，更让失去了一位或许是唯一一位能有效制衡党内左翼的领袖。失去了这道防火墙，在古巴议题上显得更加分裂和软弱，进一步将那些寻求强硬外交政策的温和派古巴裔推向了共和党的怀抱。梅嫩德斯的“金条”，成为了压垮在古巴裔社区信誉的最后一块石头。

　　CANF曾是已故领袖马斯·卡诺萨（Mas Canosa）打造的超级游说机器，它效仿犹太游说团体，用金钱和选票在华盛顿编织了严密的关系网，一手促成了《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的通过。然而，在后马斯·卡诺萨时代，随着层的接班，CANF逐渐转向温和，甚至在某些时期支持有限的人员交流。这种立场的转变，使其在日益激进化的社区氛围中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对于那些刚刚逃离岛上苦难的第四波和第五波新移民来说，CANF的西装革履和温和姿态显得过于精英化和脱离群众。

　　随着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的胜利，鲁比奥于2025年1月被确认为美国第七十二任国务卿。这一任命标志着古巴裔政治权力的最高峰。鲁比奥的上台，不仅仅是人事变动，更是地缘政治逻辑的彻底转向。作为政治家，鲁比奥不仅冷战思维根深蒂固，还有着更深层的思想图谱。受天主教社会思想（尤其是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新事通谕》）的影响，鲁比奥提出了“共同善资本主义”（Common Good Capitalism）。他批评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和金融资本（如股票回购），认为这导致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家庭解体。这种思想看似与传统的共和党自由放任主义相左，但实际上与他的古巴背景内在相通：在他看来，如果资本主义不能为工人提供尊严和稳定，就会为社会主义的滋生提供土壤。因此，他对跨国公司的批判，本质上是他“十字军东征”的国内延伸。而在外交上，鲁比奥迅速将拉美政策从“被忽视的后院”转变为外交重点。他终于有机会实践他构想已久的“大战略”：即哈瓦那、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和马那瓜（尼加拉瓜）的“三驾马车”，必须被整体摧毁。

　　这种情绪进一步巩固了佛罗里达独特的“委-古”（Vene-Cuban）政治联盟。委内瑞拉移民（最近十多年离开委内瑞拉的移民中有一部分流向佛罗里达）常说自己生活在古巴的“未来”里，而古巴人则在委内瑞拉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这种共享的经历使得两个群体在鲁比奥和共和党的旗帜下紧密捆绑。新来的委内瑞拉移民往往比老一代古巴人更加激进。这种跨族裔的右翼联盟，彻底改变了佛罗里达的政治生态，使其从曾经的摇摆州变成了坚固的共和党堡垒。

　　这种矛盾在汇款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剧烈。一方面，主流古巴裔（包括最近抵达的第五波新移民）坚决支持贸易禁运。2024年的数据显示，百分之五十五的古巴裔支持继续对古巴实施制裁，这一比例在J-11抗议（2021年7月11日事件）后不降反升。他们支持特朗普政府（及其2025年开始的第二任期）将处理汇款的军方公司（如Fincimex）列入黑名单。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又不得不通过昂贵且灰色的“骡子”（Mules）渠道运送现金，以维持岛上年迈父母的生计。

　　与此同时，互联网正在重塑古巴裔美国人与岛屿的关系。J-11抗议是一个转折点。那首名为“祖国与生命”（Patria y Vida）的嘻哈歌曲，成功地解构了“祖国或死亡”（Patria o Muerte）。它不仅赢得了格莱美奖，更将政治符号从传统的白人精英流亡者扩展到了黑人、年轻人和艺术家群体。在后J-11时代，佛罗里达海峡已不再是信息的屏障。像“Los Pichy Boys”这样的讽刺喜剧组合和奥陶拉这样的评论员，通过互联网平台将信息直接“投送”到岛上年轻人的手机里。